譬如，胡风1949年7月12日自北平寄出的家书，信中有如下一段：
化铁和《横眉》的人弄得好
，替《文汇报》帮忙，这都是好的。他应该做点事，和社会接触。《蚂蚁》能出，也是好的，但要他们完全自己去弄，你不要参与，也不要用希望社信箱。过去，我们用一切力量掩护一点工作，那时候只能如此。现在解放了，一切不同了，他们应该独立工作，让我们也独立工作，不要在事务上缠在一起才是。金、范等都是党员，化铁和他们一道去工作，那是顶好的。
编者仅为“《横眉》”加注云：“全名《横眉小集》，是解放前由上海一些文艺青年自己办的地下文艺刊物。”未为“金、范”加注。
读者如果不假思索，往往会以为“金、范”都是“《横眉》的人”，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误解。
其实，“金”指的是“金尼”，为罗飞的别名之一。他并不是“《横眉》的人”，而是《蚂蚁小集》的编辑。他与化铁一起编辑了该文学丛书的第五、六、七辑，后又一同编辑了文学月刊《起点》的创刊号。
罗飞的这个别名见于《胡风全集》第9卷（书信卷）第32页胡风1949年9月6日致阿垅信的脚注。该信第一句为：“金尼大概已有信给你了。你可以考虑一下（别处决无此政治待遇）。”1955年阿垅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在囹圄中曾应有关方面要求为胡风给他的书信作注解，该句的注释为：“‘金尼’即杭行（罗飞），介绍我到铁路公安局工作。”胡风案平反后，胡风致阿垅的信被退还，阿垅的原注于是重见天日，罗飞的这一别名也得以为人所知。
但，“范”指的是谁，则暂时无从索解。《横眉小集》的编辑共有三人：满涛、萧岱和樊康，并没有一个姓“范”的。《蚂蚁小集》的编辑前后有五人：欧阳庄、化铁、罗洛、罗飞和梅志，也没有一个姓“范”的。
要弄清“范”指的是谁，真还得下一番考据的工夫。
胡风1949年9月30日自北平寄出的家书中又一次提到“范”：
小刊，你只能在旁提提意见，绝对不能去做任何事务。切记切记。一则免除误会，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事。有什么书店肯出，当然顶好，否则，也要他们找一个书店发行。如范加入，可以在他那里碰头商量，以那里为编辑部。
编者仍未为信中的“范”加注。
此信中的“小刊”指的是梅志与化铁、罗飞等人正在筹办的《起点》文学月刊，胡风不同意梅志直接参与该刊的编务，提议化铁等去找“范”合作，独立地经营这个私营刊物。
此信内容涉及到研究者尚不知晓的《起点》杂志筹办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胡风曾亲自为《起点》物色了一个新同人“范”。
此事似乎是件小事，却万万不可小觑，胡风选择同人是慎而又慎的。有一反例可作参照：几天后，梅志来信商量能否接收庄涌（时在上海务本女中任教）为新刊同人，胡风复信（10月7日）予以否决：“庄涌，不去冷淡他，是应该的，但当作同人，恐怕不见得妥当……”庄涌早在1939年便是《七月》的作者，其诗集《突围令》为《七月诗丛》中最早面世的三本诗集之一（另两本是艾青的《向太阳》和胡风的《为祖国而歌》）。胡风连庄涌这位公认的“七月派”也不肯接纳为同人，而偏偏青睐那位“范”，岂非咄咄怪事。
鉴于“范”曾被胡风如此器重，更有必要弄清他究竟是谁。
根据以上两封信的内容，笔者以为，要知此人是谁，可从胡风交际圈子中满足以下五个必要条件的人中去寻找：一、是“《横眉》的人”；二、曾有意与化铁等合办刊物；三、解放初即是中共党员；四、在出版界有根基；五、与胡风同人的关系比较好。
此人必是“《横眉》”的三位编辑之一，不是满涛或萧岱，即是樊康。满涛不是党员，可以排除。萧岱之名未见于《胡风全集》，与胡风形同陌路，也可以不考虑。而樊康，则具备以上五个必要条件。
先看从网上搜索到的樊康简历：男，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复旦大学新闻系肄业。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宣传团体，先后任《柳州日报》记者和副刊主编，桂林《战时新闻社》编辑、记者，《青年生活》月刊编辑、发行人。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新生”特约编辑。如上信息可证实樊康具备必要条件的第四条。
另据与《横眉小集》同人有颇深关系的王元化回忆：“抗战胜利后不久，……满涛给我来信说，他和萧岱、樊康常到胡风家去。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刊物，把我写的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在他们办的《横眉小集》上。这篇文章本来是寄到《时代日报》给楼适夷的，满涛他们看到，拿去就作为《横眉小集》丛刊第一集题目了。……我在编《展望》时,樊康拿来一篇冰菱（路翎的笔名）的文章，我在《展望》上发表了。”（《我和胡风二三事》）当年，王元化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萧岱和樊康都是文委委员。如上信息可证实樊康具备必要条件的第一、三、五条。
又据曾与化铁一起编辑《蚂蚁小集》的欧阳庄回忆：解放前夕，他们曾与《横眉》的满涛、樊康商议合办刊物，“增加新内容，扩大版面”，“为了迎接祖国的新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后因欧阳庄、化铁被捕而未能实现。（《蚂蚁小集・胡风・“苏州一同志”》）如上信息可证实樊康具备必要条件的第二条及第五条。
能否就此确认樊康就是胡风家书中提到的“范”呢？还不能。还需要寻找更为直接的证据。
笔者通读了《胡风家书》，竟在1950年12月29日的家书中看到这样一句：“前天樊康回去前来此，我不在，没有能够带点东西给你们。”接着，笔者又通读了胡风日记（《胡风全集》第10卷），在1950年12月23日日记中读到“樊康与牧野来”的记载。这两条关于“樊康”文字的发生时间如果早于或同时于上述两封关于“范”的书信，则可证实“范”与“樊”并无关连。但是，“樊”的出现晚于“范”，且在“樊”之后再未出现过“范”。由此可以确定，“范”与“樊康”仍可能具有同指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由于“樊”与“范”的发音相似，仅为一音之转（前者读音为fán，后者读音为fàn），南方人很容易混淆（樊康是浙江人，胡风是湖北人），胡风当时听错了记错了，后来才纠正过来呢？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笔者继续通读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在第700页如下一段中找到了最为直接最为有力的证据：
（一九四八年春节期间）满涛、王元化和范康来，送来他们编的丛刊《横眉小辑》。满涛、王元化是邻居冯宾符介绍认识的，后来知道他们在时代社工作。满涛主要翻译别林斯基和别的几位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及文艺理论家的作品，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十九世纪俄国民主革命作家的情况。他读书认真，善于思索，他的思想比我更解放，我们谈话时常引起争论，不过，对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的看法我们还是一致的。《横眉小辑》是他们的同人刊物。
这里竟赫然出现了“范康”，不是“樊康”的误听误记又是什么！
据梅志所述，胡风回忆录起笔于1983年底，但他只写到撤离武汉前（1938年9月）的经历就搁笔了，“天不假年，笔从他的手中落下，再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其后的内容是她“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回忆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续成的。上引“满涛、王元化、范康来”一句明显摘自胡风当年的日记。
由上述可知，胡风当年确实把“樊康”误听误记为“范康”，该误识一直持续到1950年12月23日才得以纠正。
附带提一句，樊康当年并未参予《起点》的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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